BOB半岛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主要关注中国古代绘画、书法、园林等领域。在艺术史研究中，他还涉猎了中国艺术里的摹本、20世纪的中国服装等材料，并且讨论过徐冰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韩文彬1987年至1997年任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艺术史教授，1997年起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系，现为“思沃格伉俪中国艺术史讲席”荣休教授。其代表作有《11世纪中国绘画与私人生活：李公麟〈山庄图〉》（1998年）和《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2008年）。

　　韩文彬教授在2008年出版了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一书，该书是西方第一部以中国石刻为专题的研究性著作，曾荣获2010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十余年来，该书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推崇，然而，虽见零散的中文节译和缩译，惜无完整的译本面世。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该书中文版的翻译，最终命名为《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

　　《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主张在地理环境与人文景观的视野里观察中国摩崖文字，详细讨论了东汉到盛唐的四组摩崖案例——汉中石门石刻、山东郑道昭题刻、山东北朝刻经及泰山唐代石刻，将摩崖纳入先秦至现代两千余年的书作发展史，进而对中国文字景观作出兼具艺术史特色和跨学科视域的综合讨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推出其中文版后，译者从本书内容出发，对著者进行了专访。

　　《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美]韩文彬（Robert Harrist）著，王磊、霍司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

　　中国美术史研究在北美学术界有着深厚的根基，引人瞩目的版块有先秦青铜器和晚期绘画等。您早期的研究着重于宋代绘画，后来是怎样进入中国书法领域的？书法研究与您其他的艺术史学术旨趣有什么联系吗？

　　韩文彬：事实上，我原本的计划是成为一名研究野兽派巨匠马蒂斯的专家，正是书法首先激励我转变为一名中国艺术史学者。

　　上世纪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时，我随方闻教授参加的大多数研讨课都聚焦在中国山水画上，当然，山水画里就有很多文字。具体而言，我还对园林以及园林中出现的地名产生过兴趣，并以此作为我发表的一篇早期文章的主题。这些兴趣的合理延伸似乎就是研究真实山水中的文字了。我一选定这个主题，就奔向了群山。

　　您的导师方闻先生在中国绘画和书法领域卓有建树，引领了亚洲艺术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1999年，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了“寓意于形”（The Embodied Image）大展，您和方闻先生共同主编了图录，您配合展览撰写的导言和文章都侧重于中国经典书法。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注意到中国摩崖石刻的？

　　韩文彬：有个故事可以说明我刚到普林斯顿大学时对中国摩崖石刻的认识是多么微薄。

　　方闻教授开过一次书法主题的研讨课，并给所有学生布置了研究题目。当时，一位学生准备研究《瘗鹤铭》BOB半岛。第一节课后，我问一位学姐：“瘗鹤铭是谁？”她善意地解释说，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处石刻铭文。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听说摩崖石刻，如你们所见，当时我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然而，除了日本出版的大部头的《書道全集》外，当时并没有太多关于摩崖这个主题的辅助性学术资料可以查阅。尽管我当时对摩崖石刻还缺乏认知，但是我立刻被在大地表面进行书写的想法吸引了。我想知道，这些文字讲述了什么，它与其所在的地点有怎样的关系。

　　我们了解到，您在写这本书之前曾多次来中国开展摩崖石刻调查，考察的成果以照片的形式反映于您著作的每一章。您能否谈一谈，实地考察的经历如何具体地影响到您的艺术史写作？哪些在中国的考察记忆最为难忘？

　　韩文彬：1998年，我开始为这本书进行学术性的考察，于是我随妻子和我们的儿子回到了中国，走向刻有铭文的群山。有几次我们还参加了以中国和日本学者为主的考察团。

　　每到一处摩崖我们都会发现，只有在原始环境中观看铭文，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石刻研究通常借助拓片进行，但拓片并不能揭示文字与山水之间的关系。例如，一首关于瀑布的题诗可以作为拓片或印刷在书里的文本来阅读；站在瀑布旁边阅读这首诗则完全不同。你要做的只是到山上去。铭文周边的风光、往往能在书写地点目睹的壮观景色、甚至爬上陡峭的小路抵达悬崖边缘的些许危险，都成为了阅读摩崖文字的体验的一部分。我们在天柱山寻找郑道昭题刻的那天，风相当大，头顶的帽子都戴不住了。这确实有点惊险，不过大风提升了阅读有关道教仙人遨游于天空的文字的情境感。

　　对于理解摩崖与地点的关系，亲身探访现场的感受的确是难以替代的。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实地参访了您在书中详细分析的山东摩崖案例。面对现场环境，我们有时候仿佛顿时领会了铭文刻制者的心境。

　　您的著作原名The Landscape of Words，可以译成“有文字的风景”或“文字实现的景观”，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展开解释的概念。中文版取名为《铭石为景》，意思是通过铭刻将山石转变为景观，略有差异，原因是我们考虑到原版书名的含义容易被误解为仅由文字组成的风景。总的来说，关于中国早期至中古摩崖文字，您会如何定义“有文字的风景”？

　　韩文彬：其实，相比Landscape of Words，我更喜欢书名“铭石为景”。我希望通过英文版原名传达这样一种观点：风景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也是人们通过观察、思考、旅行，以及语言带来的转化而创造的东西。

　　语言促成转化对本书尤为重要。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中国看到的东西：上面题写着“老人崖”或“鹦鹉岩”一类名字的岩石。一旦有了这些名字，你就不能再以普通的眼光看待这些石头了；你会难以抗拒地发现岩石与其名字所暗示的内容之间具有相似性。颂词、祷辞、经文和刻在风景里的诗歌等各种文字都会改变我们对它们所在地点的反应。同时，书写的地点也决定了我们如何回应文字的含义：在爬上中国最神圣的山岳——泰山，看见唐玄宗的伟大铭文后，你会确信这是一篇重要的文本。即使只是写有“王生到此”或“李生、张生到此饮酒赋诗”的铭文，也会使那些古人的经历成为当今读者造访同一地方的体验的一部分。

　　非常高兴您认可中文版的书名，其实这也是您的学生薛磊和我们共同商讨确定的。

　　古代中国的摩崖文字分布广泛，数量或意义突出的案例非常多。到明清时期，摩崖刻铭甚至走向了泛滥，一如人们竞相在绘画上题跋或钤印的状态。您在书中就提到，泰山之上密集而同质化的游人题记曾令张岱感到厌恶。

　　您为什么选择书中的这四组材料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在开展具体的研究时，又有哪些学者曾给您最重要的帮助或启发？

　　韩文彬：我一度想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各个时期摩崖文字的更加全面的书，但是很快意识到这超出了我当时能驾驭的范围。我所选择的是我认为从汉到唐时期最重要的几类早期铭文。这些铭文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文本，例如颂词、诗歌、地名、佛经和政令，等等。它们对后世而言仍然很有影响力。

　　提起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很高兴《铭石为景》将原版“序言”很好地翻译了出来。我希望读者首先阅读那篇序，因为它是整本书中我最珍视的部分：我致谢了帮助过我研究的许多人。

　　在中国，我所到之处都受到学者和地方官员的特别照顾。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赖非先生，他对摩崖石刻的大量研究对我的讨论来说至为关键。我在北京时就听说过赖先生。记得是八月的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和妻子未经提前联系就来到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想见他。他当即表示愿意帮忙。他不仅带我们看了拓片，还带我们去看题刻。一天晚上，赖非夫妇给我们做了美味的螃蟹大餐。我仍然保留着第一次参观结束时他送给我的那把蒲扇。

　　泰山考察途中，左起依次为杰西卡·罗森、雷德侯、赖非和韩文彬（受访者提供）

　　您在著作中翻译了很多长篇铭文，像《石门颂》《石门铭》《纪泰山铭》，等等。但是英译成果难以反映在中文版里，只能将铭文还原为原始石刻的录文。众所周知，对于一些早期摩崖文本，释读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更不用说将其翻译出来。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看法，有哪些心得？

　　韩文彬：当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面临仔细研读和翻译那些令人生畏的古代文字时，我曾天真地以为我只要总结一下它们的内容，描述出大概的意思，就可以继续讨论其他文化和艺术的话题了。我随即意识到搞错了。为了翻译石刻文本，我必须努力理解每一个字，搜索所有的典故，并尽可能多地了解撰写铭文的人、铭文提到的人以及最初阅读铭文的人的历史背景和生涯。最终，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达到了我预期的两倍。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不少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他们比我更熟悉中国的历史、宗教和文学，而且比我更精通古文。他们慷慨地检查了我的翻译和解释，纠正了许多错误。尽管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但书中仍不免留有错讹，希望读者能继续找出它们。

　　您在书中第三章谈到了佛教范围里的文字崇拜——北朝人将石刻佛经视同神明本身。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佛教起初是外来的文化，较之文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较为晚近。您认为中古时期中国人的文字崇拜是否具有更深的文化根源呢？

　　韩文彬：是的，确实如此。对文字的崇拜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这种现象使得某些重视文字的佛教观念在中国得到应用。正如我在《铭石为景》第三章中试图展示的那样，书写的佛经是崇拜对象，具有与图像或遗物同等的地位。刻在泰山上的《金刚经》提到，在佛经出现的地方，佛陀本尊也就在那里。在佛教传入中国的东汉时期之前，佛教里的广大这一概念似乎并不存在于中国（庄子或许是例外），它不仅启发了诸如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那样的巨像，还催生了泰山、铁山以及山东其他地区的巨型的佛教刻经。

　　在这本书里，您继承了西方汉学传统，也运用了诸多友邻学科的理论，例如，在讨论指向特殊地点的汉代铭文时，您借用了语言符号学中的概念。同时，您的讨论也具有鲜明的艺术史特点，书中既有关注书法风格的微观视角，也有对石刻整体视觉性的强调与反思。您如何看待这三者的融合？

　　韩文彬：在做艺术史研究（包括摩崖石刻研究）时，我试图做的不是从任何预设的方法或理论出发，而是追随我希望认知的艺术，让它引导我找到最有成效的理解和阐释方式。对于《铭石为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田野考察——去现场观察和拍摄铭文，站在作者和原始读者站立过的地方。即使是触摸石头表面也向我传递了关于文本和环境的融合的信息。

　　此外，毫无疑问，基础汉学研究占据了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像尝试解读铭文的含义并准确地翻译它们那样。我也必须把握书法风格的历史，这是方闻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中非常看重的。同时，我还依靠关注中国历史、宗教和文学的学者的研究，也依靠涉及世界各地诸多可以称作景观文化的著作。后一类学术研究的杰出例子是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1977年）和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1996年）。

　　据您的学生薛磊讲，虽然您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但是经常提醒学生关注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看到，您对包括中国艺术在内的当代艺术也进行过探讨，您认为古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韩文彬：我一直告诉学生，无论他们的具体专业领域是什么，他们都需要关注当代艺术，因为无论一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所处时代的艺术都会影响到人们对过去的艺术的理解。例如，许多研究中国绘画的学者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对元明时期文人画的兴趣开始高涨，是因为这一阶段的文人画脱离了宋代绘画的现实主义，而当时抽象主义正主导着欧洲和美国的当代艺术。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看当代艺术，偶尔也写一些关于当代艺术的文章，因为它激励我提出新的想法和解释。至于当代艺术和古代艺术的关系，中国艺术家徐冰是我极钦佩并且讨论过的艺术家之一。实际上，几十年来，他创作的作品往往源于他对过去艺术的深刻了解。例如，如果不考虑整个中国书作史，就不可能理解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天书》的意义。

　　近些年，中古石刻研究在中国本土非常火热，除了对文本的历史学阐释和对书法的风格分析以外，也产生了越来越多重视物质性或宏观的视觉性的探讨。在《铭石为景》译出之前，不少中国青年学者已经关注到您的这本书，并从中获得启示。

　　在讲授了这么多年艺术史课程之后，我意识到要真正地看见任何艺术作品是多么的困难，无论是看见刻在石头上的书法，还是看见画布上的油画。就在最近，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些我自以为很熟悉的一幅名画的照片，不过，看着这些异常清晰的照片，我惊讶地发现画中竟然有这么多我从未真正注意到的内容。反反复复地仔细观察研究对象的绝对必要性是艺术研究的一种主要的挑战，当然，也是最大的乐趣。